乱世风云：30年前首批西德赴中国留学生的经历
[size=3][url=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019014,00.html]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019014,00.html[/url]【德国之声】[/size]2007.12.23[size=3]
【原文题目】首批西德留华学生经历30年前中国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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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ze=3][i][url=http://www.dw-world.de/popups/popup_lupe/0,,3019014,00.html]如今外国人在中国已经差不多随处可见[/url][/i][/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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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1973年，首批西德留学生飞往中国。他们抵达的目的地是一个备受文革摧残、充满阶级斗争的国度。毛泽东在病床上指点江山。谁将是他的接班人，中国又将何去何从，均是一团迷雾。这批德国留学生亲身经历了这段混乱的历史。
[/size][size=3]曼弗雷德-达莫熟练的弹奏着一架中国传统乐器——古琴。他把琴放在一张小木桌上，专注的俯下身去。古琴是曼弗雷德-达莫大约三十年前在中国学会的。达莫是第一批前往中国学习中国音乐的西德留学生之一。去之前，他在德国学习了六年汉语。但这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我学了六年汉语，但水平就跟学了四个星期意大利语差不多。”他说。[/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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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中德互派留学生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仍在文革中苦苦挣扎，红卫兵几乎使国家陷入又一场内战，中国濒临崩溃的边缘。而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丝曙光，中国正缓缓的向西方打开了一道门缝。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国正式建交。一年之后，10名西德留学生收拾行装，飞往北京。玛丽娜-萨朗特.施泰博是其中的一个。她说去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中学里也没学过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只对正在那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略有耳闻。[/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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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这些赴中国留学生中，有些是出于对冒险的兴趣，有些是对这个遥远国度感到好奇，还有些人只是想离开德国。等他们踏上这片土地时，却发现，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欢迎。萨朗特施泰博回忆说：“十分有趣的是，西方国家作为经济强国在这里受到欢迎，但我们这些留学生在政治上则受到排斥。我们是资本家，是敌人。”曼弗雷德-达莫也说：“对外国人的管制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只允许在某些特定的街道上开车。出北京也只能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再往前走，就会看到警示牌，上面写着：外国人禁止入内。我们也不能进图书馆。管制非常全面。”[/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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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日常生活也比留学生们想象的要困难的多。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唱国歌，早餐前要做体操。接下来的一天排得满满的，上课、吃饭、自习。教科书里只有一个主题：阶级斗争。宿舍每个房间的喇叭里则整天都在放着宣传节目。[/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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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在校园里，德国学生只允许同接受过严格审查的中国学生接触。在没有专人监督的情况下同中国人交谈也被禁止。例如，不允许在城里同路人交谈。萨朗特施泰博说：“如果我去逛街或者在其他地方遇见老师，我说你好，他们会对我视而不见、听若罔闻。之后的某一天，他们会偷偷告诉我，在校园以外不允许同资本家交谈。”[/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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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每个留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对待这段经历。有些把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当作一种在困境中求生存的锻炼，有些则受到重创。尤其是那些抱着对社会主义的浪漫幻想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他们还处在[i][u]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u][/i] （详情见沙发－转贴备注）的激情之中，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好的社会模式。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并不像他们的宣传中那样一片光明。科略普什说：“一些留学生陷入心里危机，还有一些人面临着精神崩溃。因为他们必须彻底打破一直坚信的理想主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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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重新回到德国之后，这些留学生走上了迥异的道路。玛丽娜-萨朗特施泰博为戴姆勒-奔驰公司开发在中国销售卡车的业务。曼弗雷德-达莫进入广播电台工作，制作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世界音乐的节目。其他的留学生在德国大学教书，或者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中国的这段经历给他们的一生留下了烙印。[/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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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Philipp Bilsky[/size]
弹指一挥四十年：六八德国学生运动回顾
[url=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466144,00.html]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466144,00.html[/url][img]http://www.dw-world.de/image/0,,3372479_4,00.jpg[/img]
[size=3][size=2]5月1日至8月31日，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举办名为“短暂的夏天长期的影响”的展览，纪念68学生运动40周年。图中人在摆弄当时的服装，背景是当时的一个音乐剧镜头[/size]
今天，人们对于"革命68"定义的见解分歧：有人认为，"革命68 "象征着联邦德国挑战战后拘谨的社会陈规，尝试建立言论自由及民主法制的崭新社会。但另一派人则认为，"68"是"吓阻"的象征，因为"议会外反对党"几年后成为左派"恐怖主义"的生力军。德国之声记者回顾了1968年德国大学学运的堡垒-柏林大学生示威运动的情形。
德国68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从67年开始酝酿：当时信仰和平主义的大学生欧内左格，在柏林的首次大规模示威运动中被警方枪杀。这一事件被德国人视为促成"议会外反对党"萌芽组建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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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社会系大学生杜契克是学生运动的灵魂人物，参与了几乎所有"议会外反对党"主导的示威活动。他说：“革命斗士的革命，是群众革命的基本前提。"世界革命"万岁！它将创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社会和个人自由，而不仅只是某一地区的革命斗争。”
杜契克深信，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体系对抗越共的代表性战争。因此"议会外反对党"主导的示威抗议，不仅针对美国，同时也是针对泛资本主义的运动。德国大学生公开表态支持亲越共的示威活动。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成为这一运动的标志人物。
当时，特别是柏林媒体，对学生运动相当反感。占德国传媒市场70%份额，保守的大众化报纸"图片报"，更以极端份子、极左派、政治流氓、红卫兵、捣乱份子，或学院派纳粹冲锋队等激烈言辞挞伐学生运动。
反越战示威运动两天后，柏林议会成员呼吁民众参加一项亲美国的示威活动。大约8万多人响应了呼吁。活动进行当中，一名与杜契克长相相似的大学生遭到群众围殴，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送到安全地点。
1968年4月11日，一名男子问刚好路过的杜契克说，你是杜契克吗？他回答说"是"，这名男子大声咆哮道："你这只肮脏的共产猪！"跟着抽出怀里的手枪，朝他头上开了3枪。一名目击者描述道：“我们还以为有人开枪打鸽子，然后看到一个人狂奔离开现场。大伙儿赶紧跑过来，看见杜契克躺在地上。”
同一天晚上，数千名大学生聚集在图片报出版社前高喊着：“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这一事件震惊全国。杜契克当年的女同伴，媒体工作者卢琦基回忆说：“他是个负有群众魅力、纯真、聪明和正直的人。他身上散发一种清新，可信任的气质。大家都喜欢杜契克，因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突袭杜契克的凶手被判了7年徒刑，并于入狱两年后自杀身亡。而身受重伤的杜契克，10年后死于重伤后遗症。
曾参与当年图片报社前示威抗议的德国绿党国会议员史特吕伯勒指出，杜契克遇刺事件，成为 "议会外反对党"团结的信号。
这一事件也为"议会外反对党"划下了历史分水岭：部份成员从此走上了极端路线。同年五月，联邦政府颁布戒严法后，全国各地掀起抗议浪潮，并爆发严重骚乱。两年后，极端派成员纷纷转入地下，最终加入了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派"。而其余成员则进入研究机构、加入政党或公民倡议团体，循民主手段投入社会改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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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组织"红军派"前世今生
[url=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200701/30/t20070130_10256179.shtml]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200701/30/t20070130_10256179.shtml[/url]最近，一则新闻在德国引起普遍关注：已在监狱里度过24个春秋的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RAF)的重要成员莫因豪普特上周一向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再次提出要求提前释放的申请。与此同时，另外一名在押的“红军派”成员克拉尔也提出了要求宽赦的申请。
德国司法界人士认为，根据德国有关法律和某些先例，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的无期徒刑此次有可能改为“缓刑”，从而使他们得以走出牢房。然而，这两个罪恶滔天的恐怖分子至今尚未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甚至未承认其犯罪事实。这样的人能否获得自由？德国各界一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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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派”标志
1977年：德国“恐怖之年”
提起“红军派”，德国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发端于西德“68年学潮”的团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组织。 1968月4月2日晚，极左青年安德雷亚斯·巴德和古德伦·恩斯森(女)伙同另外两人用自制的燃烧物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从而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
1970年，巴德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红军派”组织，它的成员大都出身富裕家庭，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两名律师和两名记者。他们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红军派”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德国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在联邦德国历史上，1977年是一个“恐怖之年”，也被称为“德国的多事之秋”。这年4月，“红军派”首恶分子巴德、拉斯佩和恩斯森三人被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们在狱中集体绝食。与此同时，铁窗之外的“红军派”组织大打出手。4月7日，“红军派”谋杀了德国联邦总检察官希格弗里德·布巴克。7月30日，又刺杀了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那一年夏季，“红军派”还试图用火箭筒袭击联邦检察院。
9月5日，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耶尔遭到恐怖分子绑架。“红军派”向德国政府提出，要拿施莱耶尔的性命换回被囚禁的11名“红军派”成员，要求波恩政府给在押的巴德等11人每人发放10万马克并送他们出国。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施密特政府的断然拒绝。作为声援和策应，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于10月13日劫持了从西班牙飞往法兰克福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航班“兰茨胡特”号，这架载有8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飞机，几经辗转最后迫降在索马里首都。
10 月18日，德国政府派出的“边防军第9大队”一举粉碎了这场恐怖阴谋，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摩加迪沙事件”。第二天，对营救行动彻底失望的巴德和拉斯佩双双在牢房里用私藏的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恩斯森也在同一天用一根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10月19日，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被绑架40余天的施莱耶尔的尸体。当年制造这些惨案的元凶中，就包括眼下要求宽赦的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
反对者：他们不思悔改
24年的监禁能否使罪犯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人们在莫、克两人的身上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该不该宽恕这两名不知悔改的恐怖分子，成为目前德国舆论争论的热门话题。
明确反对给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减刑的人中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受害者家属。被“红军派”谋杀的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耶尔的遗孀瓦尔特鲁德女士近日一再表示，坚决反对释放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她指出，这两人从未为自己的罪行道歉，怎能轻易让他们逃脱惩罚呢？34个受害者家属中绝大多数也反对宽赦。连“红军派”创立者迈因霍夫的女儿罗尔也希望莫、拉两人能够积极忏悔。她对《明镜网》说：“从道义上讲，他们除了认罪，没有其他的选择。”
1971至1981年担任德国联邦刑警局局长的霍斯特·赫罗尔德博士当年亲自经历和处理了许多恐怖案件。他认为，事过几十年后，人们虽然能客观地看待这些人，但也不可忘记他们在制造血腥事件时表现出的嗜杀成性和残忍。
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认为，不应宽赦这两个不肯公开表示悔改的人。他对《法兰克福汇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能够宽恕它的敌人，这一点固然不错。但前提是，乞求宽恕者必须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只有在两名恐怖分子向受害者家属请求宽恕后，才能考虑对他们的宽待。”
支持者：宽恕展现人道
翻开30年前的斯图加特地方报纸，人们仍能从大批读者来信中感受到当年德国人对恐怖分子的深恶痛绝。许多人认为，这些罪犯死有余辜，杀不足惜。1977 年，巴德等人在狱中自杀后，一些德国人要求把他们的尸首扔到垃圾焚烧场里烧掉。但当年的斯图加特市市长罗默尔制止了公众怒火的无限膨胀。他让这几个人集体葬在了多恩哈尔登墓地。他说，人一死，一了百了。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起，德国就有人提出对“红军派”恐怖分子进行宽恕。时任德国联邦司法部长的金克尔公开提出了这个主张。他提出，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也应得到尊严，国家应当给这些恐怖分子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
此次莫因豪普特提出减刑申请后，支持宽赦者也不乏其人。德国联邦议院绿党议会党团干事长贝克认为，宽恕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姿态，是和解的一个信号。在“红军派”恐怖分子服刑20多年后提出这个想法是适当的。如今，自民党政治家金克尔仍然一如既往地主张对“红军派”成员进行宽恕，他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铁窗生活，这些人已应该有所反思。只要时机成熟，国家应当考虑减刑。
他相信，对莫因豪普特等人给予宽恕，可以表现国家的力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也持这种观点。当年，他是第一个下令宽恕恐怖分子的在任总统。他认为，“让原来的恐怖分子重返社会，是当今反恐斗争的最好方式。”
科勒总统：面临艰难选择
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讨论涉及法律、政治和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它反映出人们在法律权威、人道主义、重返社会理念以及社会安全方面的不同理念。然而对国家来说，关键还要考虑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这些人获得自由后，是否还会对社会构成危害。
根据德国法律，只有联邦总统有权对终身囚犯的赦免问题进行裁决。按照相关程序，今年2月，将由德国总统进行裁决。以往，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在前任德国总统任职期间就曾提出过减刑申请，但当时均因其“罪行特别严重”而遭到拒绝。而今，这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再次提出，德国媒体说，“德国多事之秋”30年之后，科勒总统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 总结：中国的变化是外国人看不懂的。即使是中国人自己，都不一定跟得上变化的步伐！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好的社会模式。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并不像他们的宣传中那样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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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看来那个时代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还是搞得不错的。
这句话有意思，今天经历了314以来风风雨雨的中国人也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希望在西方找到更好的社会模式。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西方并不像他们的宣传中那样一片光明。” 辛苦了，支持一下。
1998印度尼西亚屠杀华人1200！！！！
我所知道大屠杀！！[url]http://www.youtube.com/watch?v=rtNeeUDlxcM&feature=related[/url]看看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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